丁大龍

一個有態度的青年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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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責任年齡降低幾成定局,順應民意的同時也不可懶政一刀切

專欄:刑事 2020-10-12 8864 0 原創

近年來低齡未成年人實施嚴重犯罪的案件時有發生,引發社會關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臧鐵偉在10月12日舉行的記者會上介紹,對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簡單地“一關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即將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審議稿擬“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經特別程序,對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作個別下調;另一方面,統籌考慮刑法修改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關問題,在完善專門矯治教育方面做好銜接。

隨著科技進步、營養水平的提升、獲得信息渠道的多樣化,未成年人的智識成熟期提前也是不爭的事實。近幾年的輿論也不斷聚焦未成年人極端惡性刑事案件,民怨為之沸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呼聲不斷高漲,立法跟進也是水到渠成。

我個人是完全可以接受刑事責任年齡降低的,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確實可以對遏制未成年人犯罪起到一定作用。但就現階段來說,我仍然認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更大意義還是在于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心理需求。

我既然這么說自有我的理由。我認為目前相比于直接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我們有更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措施并沒有得到有效實施。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孔夫子將“不教而誅”視為為政四惡之首,我們今天對未成年人有沒有做到教后而誅呢?

我國對于未成年人犯罪一直遵行的是“預防為主、懲治為輔”的基本原則。我們可以翻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里面對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

首先在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方面,法條中明確規定:

第六條 對未成年人應當加強理想、道德、法制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對于達到義務教育年齡的未成年人,在進行上述教育的同時,應當進行預防犯罪的教育。 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的目的,是增強未成年人的法制觀念,使未成年人懂得違法和犯罪行為對個人、家庭、社會造成的危害,違法和犯罪行為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樹立遵紀守法和防范違法犯罪的意識。
第七條 教育行政部門、學校應當將預防犯罪的教育作為法制教育的內容納入學校教育教學計劃,結合常見多發的未成年人犯罪,對不同年齡的未成年人進行有針對性的預防犯罪教育。

第八條 司法行政部門、教育行政部門、共產主義青年團、少年先鋒隊應當結合實際,組織、舉辦展覽會、報告會、演講會等多種形式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制宣傳活動。 學校應當結合實際舉辦以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為主要內容的活動。教育行政部門應當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的工作效果作為考核學校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此次《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草案》更是將責任機關由“司法行政部門、教育行政部門、共產主義青年團、少年先鋒隊”增加為“公安、教育、民政、文化旅游、市場監督管理、網信、衛生健康、新聞出版、電影、廣播電視、司法行政等有關部門”,而且明確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門 應當由專門機構或者經過專業培訓、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專 門人員負責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目前義務教育階段的法治教育課程有沒有正式納入教育教學計劃,有沒有成為常備課程?各個地方的司法機關有沒有與當地中小學校形成良性互動,定期安排專人進入校園開展法制教育活動?

其次在未成年人不當行為糾正方面。

任何一個極端犯罪行為都必然有一定的社會原因,而且都必然有一個累進的過程,不會是突然無緣無故發生的。成年人的極端犯罪行為我們可以辯解是因為成年人無人監管,所以不可能

發現前期的犯罪跡象,而且成年人智識成熟,他應該自我管控,所以他犯罪只怪他自己,怪不得任何人。但對于未成年人,我們還能不能這么自信地甩掉社會責任?

但宥于其智識狀況和經濟狀況的限制,未成年人是始終處于家長和學校的監管之下的。在犯罪行為醞釀的過程中,他們有沒有可能憑借自己并不成熟的智識成功欺瞞所有監管人,隱瞞自己的違法犯罪跡象?如果家長或者學校能夠關注其行為和心理狀態變化,及時管理器不良行為,是不是可以避免絕大多數犯罪行為?

《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明確規定:

第十四條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和學校應當教育未成年人不得有下列不良行為: (一)曠課、夜不歸宿; (二)攜帶管制刀具; (三)打架斗毆、辱罵他人; (四)強行向他人索要財物; (五)偷竊、故意毀壞財物; (六)參與賭博或者變相賭博; (七)觀看、收聽色情、淫穢的音像制品、讀物等; (八)進入法律、法規規定未成年人不適宜進入的營業性歌舞廳等場所; (九)其他嚴重違背社會公德的不良行為。

最新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正草案更是將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劃分為一般不良行為和嚴重不良行為:

第二十七條 本法所稱不良行為,是指下列未成年人實施的 不利于其健康成長的行為: (一)吸煙、飲酒; (二)多次曠課、逃學; (三)無故夜不歸宿、離家出走; (四)沉迷網絡; (五)與社會上具有不良習性的人交往,組織或者參加實施 不良行為的團伙; (六)進入法律法規規定未成年人不宜進入的場所; (七)參與賭博、變相賭博,或者參加封建迷信、邪教等不 良活動; (八)閱覽、觀看或者收聽宣揚淫穢、色情、暴力、恐怖、 極端等內容的讀物、音像制品或者網絡信息等; (九)其他不良行為。
第三十七條 本法所稱嚴重不良行為,是指下列嚴重危害社 會的違法行為: (一)結伙斗毆,追逐、攔截他人,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 占用公私財物等行為; (二)非法攜帶槍支、彈藥或者弩、匕首等國家規定的管制 器具; (三)辱罵、毆打他人,或者故意傷害他人身體; (四)盜竊、哄搶、搶奪或者故意損毀公私財物; (五)傳播淫穢的讀物、音像制品或者信息等; (六)賣淫、嫖娼,或者進行淫穢表演; (七)吸食、注射毒品,或者向他人提供毒品; (八)參與賭博賭資較大; (九)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

新草案中針對不良行為給出了具體的解決方案,

第二十九條 學校對有不良行為的未成年學生,應當加強管 教,不得歧視;對拒不改正或者情節嚴重的,學校可以根據情況 采取以下管教措施: (一)予以訓導; (二)要求遵守特定的行為規范; (三)要求參加特定的專題教育; (四)要求參加校內公益勞動; (五)要求接受社會工作者或者其他專業人員的心理輔導和 行為干預。 學校決定對未成年學生采取管教措施的,應當及時告知其父 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未成年學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予以 配合。

如果未成年人的這些不良行為都能得到及時發覺和處理,效果肯定比送他們進監獄更好吧。

第三,對于不良行為未成年人的矯正措施沒有得到良好實施。

懲治為輔并不表示不懲罰,只是不把懲罰作為目的而已。對于生性頑劣、嚴重行為不良,無法通過正常教育糾正的未成年人,我們國家設立了工讀學校矯正制度。不過目前這個制度基本形同虛設。

工讀學校定位不明是目前最大的問題。目前我國對工讀學校的定義是以教育部門為主導,共青團與公安機關積極協同開辦的學校。1999年以前,進入工讀學校多為經學校報公安局批準,或者公安局報教育部門批準后,即可強制實行。但《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將其改為在少年的家長(或監護人)同意的情況下,由少年的家長(或監護人)、或原學校提出申請,且須經教育行政部門批準,為有違法或輕微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而辦的特殊學校。

從這個定位可以看出,工讀學校是家長或者學校自愿申請入學,這個定位必然會導致工讀學校形同虛設。我建議可以采用公安強制送讀加家長學校申請相結合的方式。另外目前工讀學校也是納入普通職業教育序列的,學歷也是教育部門認證的,這一點比較有利。在此基礎上可以增加司法行政部門介入,保障工讀學校的師資力量配備和資金配置,加強校企合作,對招募工讀學校畢業生的企業給予一定政策優惠,保障工讀學校學生就業。只有當工讀學校真正成為不良行為少年的一種良好成才途徑的時候,這個制度才能避免被妖魔化,成為更多家長和學校的選擇。

其實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對于那些不良少年,目前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沒有給他們一條改過自新的良好途徑。是不是一旦成為小流氓小混混,基本就沒有翻身的機會了?

兩條腿走路我是支持的,目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已成定局,另一條腿是不是也要跟著快步走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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